“节妇”一词最早出现在西汉刘向的《列女传》中，记述的是楚国两位妇女因为守节而受到楚王赠予封号。以后，历代帝王均不同程度地对节妇现象进行褒扬。宋朝以后，在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思想的指导下，“饿死事小、失节事大”成为统治者提倡贞节的标语，在民间广为流传，“节妇”这一社会现象才逐渐蔓延。但在明代以前，节妇能够受到朝廷的表彰还是很少，一般被认为是少数道德高尚的典范，对普通妇女的生活，如再嫁问题上影响较小。清朝时期，由于政府的大力提倡和制度上的安排，才使得“节妇”这一不同寻常的社会现象推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。

节妇指丈夫死后不改嫁，终身守寡。在古代史书中，《列女传》中的“节妇”占有较重要位置。如清光绪《亳州志》中记载，从清朝建立（1644）至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，亳州的节妇就有1400余人，是其他烈女中人数最多的。志书能够记载的节妇毕竟是少数，当时亳州实际存在的节妇肯定更多。清朝《礼部则例》规定，三十岁之前丧夫，守节到五十岁以上的妇女才算是节妇。这一对节妇界定的规定相当严苛，就把三十岁以后丧夫而守节的妇女排除在“节妇”之外。

清政府提倡妇女守节，对符合“节妇”标准的守节者，则大力表彰。每年地方绅耆、族长、保甲长都要向官府公举节妇烈女，各级官府都要给予表彰。能够被朝廷旌表的妇女更是荣光满门，美誉乡邻。各地修建“节孝祠”，矗立大牌坊，被旌表的妇女题名坊上，死后设位祠中，春秋致祭。守节事迹特别突出的，皇帝还亲自“御赐诗章匾额缎匹”。

清光绪《亳州志》中记载的1400多位节妇中，有1172人受到朝廷的旌表。其中，最早受到朝廷旌表的是袁氏，年龄19岁时，丈夫去世，坚持守节不嫁，侍奉公婆，抚养幼子，形影相吊，艰苦备尝，以贤惠孝顺著称于乡邻，于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受到旌表。

一个家庭中有一人受到旌表就不易了，如有两人受到旌表更是难能可贵。孙氏，儒生孙兴邦的女儿，少年时娴读《内则》、《周南》，贞静幽娴，知书达理，十七岁时嫁给本州武进士韩佐。不久，丈夫去世，孙氏悲痛欲绝，欲一死了之。无奈，上有年迈有病的婆婆，下有嗷嗷待哺的幼子，不肯以守节之名掩盖孝慈之义，只好隐忍庭帏，事养婆婆，教育幼子。婆婆病时，则废寝忘食，朝夕在侧。教育儿子时，则“和丸画荻，曲尽其事”。这样，孙氏守节三十八年而终。孙氏的儿子成年后，娶妻生子。未有几年，儿子去世，儿媳崔氏抚养遗孤三人，直至次第成家立业，守节二十六年。儿媳也是一个知书达理之人，其举止言行“温恭形淑，慎鸣静好……尽柔顺之能事”。乾隆二年（1737），朝廷对其婆媳二人进行“旌表双节”。

如果一家中有三人受到朝廷旌表，则更是这一家族中无上荣耀的事情。杨氏，燕锡睿的妻子，年龄二十岁时开始守节，八十七岁而终，知州高廷献赠送“节孝可风”的匾额，并上报朝廷为其旌表。乾隆五年（1740），朝廷下诏对其进行旌表。杨氏的儿子燕鸿娶妻邹氏，结婚五年，燕鸿去世，邹氏守寡四十二年。杨氏的孙子燕成书娶王氏为妻，结婚七年，燕成书病逝，王氏守寡二十五年。三代孤孀相依为命，相互扶持，得到乡邻称颂。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，一家三代受到朝廷旌表。

亳州还有一家四人守节受到旌表的典型例子。罗氏，黄正位的妻子，年龄二十三岁时丈夫去世，含辛茹苦抚养三岁的儿子黄嘉歧长大成人。嘉歧娶崔氏为妻，崔氏不能生育孩子，就纳妾张氏，张氏生下一个儿子，取名维极。维极刚一周岁时，嘉歧又去世了，两代人三个遗孀共守一个遗孤。等到维极长大，娶王氏为妻，无子。而维极又早逝，王氏就立黄氏家族的侄子为嗣。三代人四个遗孀皆鞠食尽力，忍让勤干，以守节而终。乾隆五年（1740），朝廷对她们予以旌表。

在“妻为夫纲”更甚的清朝，妻子在夫妻关系中居于次要地位，在家庭中的地位甚至不如儿子。丈夫死后，本来因裹足而几乎丧失劳动能力的节妇们，不仅要“立节”，而且要“完孤”，肩负起将孩子抚养成人的义务，因为延续香火是古代婚姻最重要的目的。

所以，当时“立节完孤”的女子是最受称颂的。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我们，今天无法体会和理解当时节妇们的身心感受和生活上的困苦，但她们以牺牲自己为代价，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封建王朝的延续和发展。（张 峡）